馮天瑜保持民主與權威之間的適度張力，是構建和諧社會的關鍵之一，這既是乙個政治問題，也是乙個倫理問題。中華傳統文化為解決此一難題提供了有益的思想資源。
一近20年來，「可持續發展」已然成為世人關注的焦點，這首先集中在人與自然的關係上，諸如能源問題、環境問題突現為緊迫課目。然而，人類要真正實現「可持續發展」，除正確處理人與自然的相互關係外，還必須追尋人與自我、人與社會的協和共生，求得人際關係的健全發展。而中國傳統文化蘊含的互動共濟的人倫理念值得借重，這種理念集中體現在「五倫」說之中。
自漢代以來，人們習慣於將「三綱」說與「五倫」說並列論之（所謂「三綱五常」），視作必須遵循的「綱常名教」。至近代，它又被一概列入「**綱常」，在「舊禮教」名下加以拋棄。這種對「三綱五常」的褒揚與貶斥，都失之籠統，其實，「三綱」說與「五倫」說雖然都是宗法制度的產物、宗法觀念的表現，有著相通性，但二者又頗相差異，應當予以分梳，區別對待。
人稱中華文化是一種倫理型文化，指的便是中華文化用力於**尊卑、男女、長幼等人倫關係，有單向獨斷論和雙向協調論兩說，形成兩種傳統：
一種傳統，表現為「三綱」說，所謂「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孔穎達疏引《禮緯含文嘉》），認定尊者、長者擁有絕對權威和支配地位，卑者、幼者唯有屈從的義務。這種單向獨斷論的絕對主義倫理觀念構成**政治的倫理基礎，是長期桎梏民眾的精神枷鎖。
另一種傳統，表現為「五倫」說，所謂「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孟子滕文公上》），其間包含著人際間的溫情、理解和信任，而且是相對性、雙向性的要求，追求人際間的和諧共處，體現了陰陽彼此依存、相互為用的中國哲理靈魂，昭顯了「仁者愛人」、「交相利，兼相愛」的中華元典精義。
以君臣一倫而言，「五倫」說對君與臣兩方面都提出要求，《孟子離婁下》說：
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仇。
孟子反覆勸導國君「保民而王」 （《孟子梁惠王上》），荀子則有「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則載舟，水則覆舟」（《荀子王制》）的警告，八百載後唐太宗與魏徵君臣對中的「水可載舟，亦可覆舟」的名論承襲於此。
至於夫婦一倫，「五倫說」則以「義」為標準，「夫婦以義事，義絕而離之」（司馬光：《家范夫婦》）。「夫不義，則婦不順矣」（《顏氏家訓治家》）。這裡強調的也是一種雙向性要求。
在父子一倫上，主張「父慈子孝」；
在兄弟關係上，主張「兄友弟恭」，也是雙向要求；
朋友關係則講究互利互助，「交友之旨無他，彼有善長於我，則我效之；我有善長於彼，則我教之。是學即教，教即學，互相資矣」（王肯堂：《交友》），倡導朋友間互相取長補短，推崇的仍然是雙向互濟關係。
梁啟超慧眼卓識，將「五倫」的精義稱之「相人偶」，也即人際間對偶關係的相敬互助。
這種對人際間在權利與義務兩方面提出雙向互助性要求，以形成較為和諧的人倫關係，在利益驅動的現代社會尤其顯得寶貴與急需。東亞國家、地區20世紀下半葉創造經濟奇蹟，除利用最新科技成就，借用西方市場經濟的競爭與激勵機制以外，乙個重要原因是東亞倫理的人際和諧精神得到現代式發揮，將企業和社會組合成風險共擔、利益均霑的「命運共同體」，使管理者與勞作者在「和」的精神凝聚之下，形成長久、牢固的「合力」，而不是短暫的利用關係。這正是對東亞和合精義的創造性發揮，暗合了《孟子公孫丑下》的名論——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
也暗合了《荀子王霸》的名論——
上不失天時，下不失地利，中得人和而百事不廢。
與佛教的「叢林共住精神」 也彼此契合——在管理架構上「各守其份，各盡其職」；在生活上，以眾靠眾，實踐互敬互勉、無諍共住的和合僧團精神，共同遵守「六和敬」——身和同住，口和無諍，意和同悅，戒和同修，利和同均，見和同解。此皆為可久可大之道。
二「三綱」說與「五倫」說的生成機制有性質之差，成說時代有先後之別。大體言之，「五倫」說形成於先秦，是宗法封建時代（本義上的「封建」，而非泛化的「封建」 ）的產物，較多地保留了氏族民主遺存、蘊蓄著血親溫情，講究的是「情理」 ；「三綱」說（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婦綱）醞釀於戰國，形成於秦漢，是宗法**時代的產物，體現了君主**覆蓋下的垂直式獨斷，強調的是上對下的等級式威權以及下對上的無條件屈從。
人類在跨入階級社會之前，經歷了漫長的無階級的氏族社會，其間孕育了氏族內部以血緣紐帶維繫的原始民主，在跨入階級社會初期，如中國的商周時代建立的宗法封建社會，還保留著若干原始民主的痕跡，並在兩周歷史條件下演化為「民本」說與「五倫」說。而「三綱」說定形於秦漢以降的**君主制時代，其強勢的獨斷論為**帝王和其他尊者、長者所喜好、所運用，雖然受到歷代民本主義者和異端思想家的批判，然其主流地位從未動搖。時至近代，「三綱」說的元典性成為保守與革新兩大派別爭論的焦點。
張之洞在《勸學篇》內篇的《明綱》中亟言三綱說**於聖人之道。近代啟蒙思想家則以「三綱說」為揚棄物件，如何啟、胡禮垣在《勸學篇書後》中指出三綱說有背於人道，認為君臣、父子、夫婦之間應是平等關係，只應服從情理，不應以絕對的垂直綱紀加以強力控制。何啟、胡禮垣特別揭示三綱說的非原典性：
三綱之說非孔孟之言也。
三綱之說，出於《禮緯》，而《白虎通》引之，董子釋之，馬融集之，朱子述之，皆非也。夫《禮緯》之書，多資讖緯。以讖緯解經，無一是處，為其無實理之可憑也。
三綱者，不通之論也。（《勸學篇書後明綱篇辯》）
何啟、胡禮垣在批評「三綱」說的同時，又陳述「五倫」說的合理性，稱其「通明」「不偏」，儲存了血親和諧的雙向互動理念。又進而指出，「五常之道，在孔子二千餘年之前而已然」，即源自上古；同時，「凡尚理學如希臘等國，亦莫不以五倫為重」 （《勸學篇書後明綱篇辯》），足見五倫說是古今中外之通義。
綜上可見，古人、近人都不乏對 「三綱」說與「五倫」說加以分梳的努力，我們今日更應超越混淆二者的粗率思維，在揚棄「三綱」說的同時，用力開掘「五倫」說的寶貴精神資源，藉以發揮其社會協調功能。
「五倫」說尚未構成對**主義政治倫理的直接抗拒，但它闡發的是對尊與卑、上與下的雙向要求，具有協和性。所謂「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論語八佾》）分別對君和臣提出要求，「君禮」與「臣忠」方能達成君臣和諧，同舟共濟。
所謂「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孟子滕文公上》）為五倫關係分別樹立了「親、義、別、序、信」等富於理性和人情的準則，並無絕對主義的要求。成書秦漢之際的《禮記》《禮運》篇，對先秦的五倫說作了總結，將父子、兄弟、夫婦、長幼、君臣這五組社會人際關係的良性雙向互動概括為：
父慈子孝
兄友弟恭
君明臣忠
夫和婦順
朋誼友信
「五倫」說主要強調上下關係的協調，而「各守職分」（處在五倫關係諸層級的人各有責守，必須各盡義務）是達成和諧關係的要義所在。唐玄宗時人李華撰《中書堂政事記》，提出君、臣各有四「不可以」：
君不可以枉道於天，反道於地，覆道於社稷，無道於黎元。
臣不可以悖道於君，逆道於仁，黷道於貨，亂道於刑。（《全唐文》卷316）
值得注意的是，這裡肯定了宰相主持的政事堂有監督君主的權力，認為君主必須善待黎民百姓（「黎元」為「黎民」之變稱，「元」是避唐太宗李世民之諱），方為「有道」。
總之，「五倫」說講究的是上下各守職分，各盡義務。這一思路包含了「互動」與「雙向要求」的合理因素，既是對**獨斷論的一種抑制，也是對無**及民粹傾向的一種防範，有助於我們今日正確處理社會人際關係，特別是**與民眾關係、勞資關係、家庭關係、醫患關係、民族關係、國際關係，以構建和諧社會。
以**與民眾關係（或稱官民關係、幹群關係）為例，片面的單向要求，或者出現上對下的「專斷」，或者出現下對上的「民粹」，都將導致社會矛盾的激化，陷入不和諧困境。
再以勞資關係為例，資方如果一味追逐利潤最大化，置勞方利益於不顧，反之，勞方如果以破壞生產力的方式反抗，都將激化勞資矛盾，造成嚴重的社會問題。
三以民族關係為例，大民族的威壓主義和小民族的**主義，都不利於統一的多民族國家的繁榮昌盛、諧和發展。
環顧全社會諸種雙邊關係，五倫說闡揚的「良性互動」與「雙向要求」頗富啟示意義，可以防患於未然。
當然，傳統的「五倫」說作為宗法等級社會的產物，側重強調「義務」，尤其是下對上的義務，而基本沒有涉及「權利」問題，沒有對民眾享受權利和運用權利（所謂「民享」與「民治」 ）給予肯認，故中國傳統社會不可能充分實現社會和諧，秦以下**皇權社會兩千餘年間，社會動亂此伏彼起，便是明證。社會主義的精義便在於實現人的全面發展、實現社會關係的和諧發展。我們建立社會主義和諧文化時，應繼承前人的優秀遺產，如「五倫」說在義務問題上的良性雙向互動觀；同時也要超越前人，有所創發，如在義務與權利的統一上，實現上下層級的良性雙向互動，這可能是我們的社會長治久安，實現可持續發展的關鍵之一。
三、展示和諧精神的佳妙文化符號
「五倫」說的核心理念是「和諧」，而國學中對於「和諧」精義最簡明、直觀的表現便是太極圖陰陽魚。
這一圖式生動形象地揭示了宇宙構成的奧秘：陰陽對立而又統一，相應而又合抱。太極圖中的s曲線，是一分為二的陰陽雙方彼此依存、制約、消長、轉化的動態展現。
由此曲線判分的陰陽雙方，互補共生，相反而又相成，象徵著宇宙永珍遵循對立統一法則實現的和諧。在陰陽魚周圍繪出伏羲八卦圖，合稱「伏羲太極圖」，展示「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易繫辭上》）圖象，將易道的「流行」與「對待」兩大精義生動揭示出來。太極圖形象而集中地體現了多元綜合性、互補和諧性、動態演化性。
這種特性體現於天人之際，便是人類與自然相親和，「贊天地之化育」「與天地參」（《中庸》），達到與生態環境的和諧共生。表現於人世間，便是「琴瑟調和」的五倫良性互動共濟。
人類諸文明創制了多種文化符號， 這些符號都各有深意，然就昭顯和諧精神而論，皆無出於太極圖陰陽魚者。
陰陽互補共生、相反而又相成的觀念，是克服主客兩分對立的現代病的啟示之源。美國當代物理學家弗里喬夫卡普拉（fritjof capra 1938—）對此有生動的論說。他批評笛卡兒、牛頓代表的工業文明的機械論潮流，主張從中國關於「道」的觀念和陰陽互補思想吸取營養，建立有機的生態智慧型。
他認為，文化觀念中包含陰、陽兩種因素，女性、收縮、保守、響應、合作、直覺、綜合可歸於「陰」；男性、擴張、要求、進攻、競爭、理性、分析可歸於「陽」。西方智慧型主導的現代工業文明的失衡，主要表現為陽盛陰衰，「過分強調了陽——理性知識、分析、擴張；忽視了陰——直覺知識、綜合和生態意識」。（《轉折點——科學、社會和正在興起的文化》，四川科學技術出版社2023年版，第24頁）西方文化是一種「陽性文化」、「崇陽文化」，並已發展到「至陽」。
根據「陽至而陰，陰至而陽」的原則，它正面臨「陽至而陰」的轉折。在這一轉化過程中，東亞智慧型的啟迪至關緊要，因為東亞智慧型包含著豐富的陰性因素，並在一定程度體現著陰陽平衡。而「五倫」說正是人倫關係陰陽平衡的輝煌展現，為我們建立和諧社會提供了寶貴的精神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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