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之建築史研究概觀

2022-12-28 16:51:02 字數 5046 閱讀 2336

張十慶原載《建築師》第64期

一、日本東洋建築史的研究

眾所周知,戰後的近幾十年來,日本在經濟上取得了飛躍的發展,成為世界經濟的巨人,與此同時,日本亦十分注重塑造和表現自己的文化形象。在學術文化上,傾注了大量的熱情和精力,傳統建築文化的研究亦在其中。不懈的努力,深入的研究,廣泛的宣揚,使得日本的傳統建築文化及造園藝術,在世界上廣為人們所了解和欣賞。

要讓世界認識和了解自己的文化,首先自己要深入研究自己的文化。日本正是這樣做的,且卓有成效,日本的建築史研究就是典型之例。

從學術研究的角度而言,日本學者精勤努力,學術研究蒸蒸日上,成果斐然,這對中國的建築史研究,當是一促進和激勵。更重要的是,由於日本建築文化形成和發展的特殊性,其建築史的研究,對與之關係密切的中國,無疑頗具價值,其中不乏啟迪和先進之處,其成果亦值得借鑑和吸收。而中日建築文化的比較,則更是中日建築史研究的重要課題之一。

其實,若從大處著眼,從東亞建築文化體系的角度觀之,中日建築史的研究,必然具有作為整體的內在關聯性及已知相通處。

日本的建築史研究,在物件上有所謂西洋、東洋和日本之分,三者構成日本建築史研究的主體。所謂西洋建築史,指對以歐美為中心的建築史的研究,與我國的西方建築史類似;東洋建築史則主要指對以中國為中心的東亞及東南亞建築史的研究,且日本的東洋建築史研究,歷來是以中國建築史的研究為最主要的內容;其日本建築史研究,則如同我們的中國建築史一樣,是其建築史研究的核心和重點。日本這種建築史研究物件的劃分方式,是與其文化形成和發展的特色相關聯的。

這正如同其整個學術研究亦相應地分為洋學、漢學和國學一樣,二者十分類似和相通。本篇所談論的即主要著重於其東洋建築史與日本建築史的研究。日本古代建築的發展是在外來文化影響下,其內涵不斷豐富和充實的過程,一部日本建築史也是相當地豐富和複雜,絕非本文這般浮光掠影的瀏覽所能概括的。

且筆者所知亦有限,故僅就其若干方面,略談幾點而已。

所謂東洋建築史與日本建築史的研究,日本學者雖有分工,但二者的關係仍十分密切。歷史上中日兩國建築文化間特定的源流關係,注定了這兩方面的研究必然相互關聯,甚至融為一體。在日本,研究東洋建築史的大家,往往也是日本建築史研究的中堅。

如日本建築史學界泰斗伊東忠太及關野貞等諸氏,皆是漢和兼治。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說,東洋建築史的研究是日本建築史研究的乙個重要基礎,在這一領域上,漢和兼治,不失為日本建築史研究的乙個好角度和好方法,同時也是取得更大成就的乙個條件。其實,中國建築史的研究,亦面臨著這樣乙個類似的課題。

近年來國內所開展的東方建築研究、少數民族建築研究以及建築文化圈的**等,都可視為在這方面的努力和探索,任何文化皆非無本之木、無源之水,對於歷史上大量吸收外來(中國)建築文化的日本而言,其建築史的研究,必然更將溯源、影響及民族化的研究視為重要一環。事實上,日本學者也確實在東洋建築史研究上,不遺餘力,作了大量的工作。

日本的東洋建築史的研究,開始甚早,本世紀20年代初,其先驅者伊東忠太及關野貞等即來到中國,實地考察了大量的中國古代建築,研究成果頗豐。這不僅大大促進了日本建築史研究,同時也影響和帶動了中國的建築史研究。其後中國營造學社的研究活動,即極受日本早期東洋建築史的影響和刺激。

日本的東洋建築史研究,戰前尤盛;戰後因種種原因,而顯得後繼乏人,其建築史研究的中心轉向對日本建築史研究的精雕細琢之上。日本東洋建築史研究,早期以伊東忠太、關野貞及村田治郎等的研究最為重要和最具代表性。其成果除大量實地考察報告和旅行紀錄以外,專題研究亦不少。

如伊東忠太和《東洋建築的研究》、《中國建築裝飾》(5冊,1941~2023年),關野貞《大陸建築對日本建築的影響》(昭和十五年,岩波書店〕,《中國山東省漢代墳墓的錶飾》(東京帝大紀要工科第8冊第一號)、《中國的建築與藝術》。村田治郎的《東洋建築史》(2023年,彰國社)、《中國的帝都》(2023年,綜藝社),竹島卓一的《遼金時代的建築及其佛像》(2023年),以及飯田須賀斯的《中國建築對日本建築的影響》(昭和28年,相模書房)等。近年來則有田中淡的研究,如其《中國建築史的研究》著述等。

朝鮮古代建築也是東洋建築史研究的一項重要內容,對於日本建築史的研究而言,這也是乙個重要的課題。歷史上,朝鮮建築對日本建築的影響甚大。尤其是在早期。

在盛唐建築直接輸入日本之前,中國間種對日本的影響,主要是同個朝鮮半島傳入日本的,朝鮮是早期中日建築文化交流的橋梁。故日本早期(奈良時代前期以前)建築史的研究,離不開對朝鮮三國時代(高句麗、新羅、百濟)建築的研究。

二次大戰以前,朝鮮半島的考古調查和研究工作,主要是由日本學者進行的。其調查的重點是以樂浪郡為中心的中國墓葬和高句麗、新羅、百濟等三國時代的墓葬和寺院遺址、遺構等。大型的《朝鮮古蹟圖譜》就是這些調查資料的匯集。

作為東洋建築史研究一環的朝鮮建築研究,關野貞為其先驅者,著有《樂浪郡時代的遺跡》等,藤島亥治郎著有《朝鮮建築的研究》,皆著重於朝鮮早期古蹟遺址的研究。實際上,其實質還是對中國的移植文化及其影響的研究,皆離不開中國文化這一本源。因而比較研究也必然是其研究的一種主要形式,如杉山信三的《日本朝鮮比較建築史》(昭和21年,大八洲出版社),對於朝鮮中世以後建築的研究,則有杉山信三的《朝鮮中世紀的研究》,近年來還有一些關於其樣式做法的研究和比較,如中西章的一系列研究**,以及關口欣也的有關**。

二、日本古代建築史的研究

日本古代建築的發展,若以佛教建築進入日本的飛鳥時代算起,那麼至明治維新(2023年)止,亦經歷了一千多年的悠久歷程,其間的發展和演變又充滿生氣和頗具特色,這為日本建築史的研究提供了充實的內容。日本的建築史研究,將其建築一千多年的發展歷史,按社會發展階段的劃分方法,劃分為相應的三個階段,即古代、中世和近世。所謂古代,包括飛鳥時代、奈良時代和平安時代(553~2023年)(還包括飛鳥時代以前的繩紋時代、彌生時代和古墳時代,這一時期的建築尚處於低階階段)。

中世紀則包括鎌倉時代和室町時代(1184~2023年)。近世則為桃山時代和江戶時代(1573~2023年)。日本建築史的研究,就基本上以此三大階段為單元而展開,相應形成了三**的研究內容,即古代建築史、中世建築史和近世建築史,這是在時間軸上劃分建築史研究的內容。

若以研究物件的型別來分,則有寺院、神社、住宅、都市、城郭和茶室等等。如此,以時間為經,型別為緯,組成了豐富的日本建築史研究的主體。

作為整體把握日本建築發展脈絡和大概的論著有日本建築學大系(4-1分冊)《日本建築史》(太田博太郎等編,彰國社版),這是日本迄今為止最權威的日本建築通史,自昭和32年第一版發行以來,不斷修訂再版,影響極大。此外,日本建築學會還又編有《日本建築史圖集》(彰國社版),並附以圖版解說,一冊在手,便可概覽日本建築史大觀,與前書配合,更相得益彰。對於有興趣了解和研究日本古代建築者,此二書當為首選。

飛鳥時代(553~644年),是日本建築真正成體系發展的開始,這一時期的建築雖今已不存,然所謂飛鳥樣式的建築卻有留存,即世界上現存最古老的木構建築——著名的法隆寺建築。法隆寺創於飛鳥時代,然現存者卻是公元670年災後重建之構。然儘管其重建於7世紀末至8世紀初,但其技術成分和樣式特徵卻表現出較之再建年代更早的古樸風格和特徵。

日本學界認為再建的法隆寺建築,反映和再現了建立當初的樣式特徵,並將這一式樣推定為飛鳥樣式。

法隆寺是日本的驕傲,也是日本建築史研究的乙個重點。日本建築史前輩伊東忠太及關野貞等,皆極注重法隆寺建築的研究。伊東忠太的博士**即為《法隆寺建築研究》,日本明治時期關於法隆寺建築再建與非再建的學術大論爭,亦成為法隆寺建築研究上的重要一環。

在這一論爭中,關野貞成為一員主將,力主法隆寺建築非再建論,其著名**《法隆寺金堂塔婆中門非再建論》(《建築雜誌》218號),就是非再建論之力作。關野貞於該文中,以日本大化改新(645年)後的奈良時代,高麗尺(飛鳥時代所常用尺)作為常用尺的使用已經廢止而轉以唐大尺作為常用尺這一論點為依據,並根據法隆寺建築的柱間營造尺度復原以高麗尺為有利這一現象(以高麗尺復原柱間尺度時可得整數尺,而以唐尺則得不到),提出法隆寺建築應為大化改新前建立時的原構。從而否定正史《日本書記》中天智九年(670年)「災法隆寺,一屋無餘」的記載。

這一根據營造尺的性質判定法隆寺建築年代的新說,使得再建論者處於窘境。此再建與非再建之論爭,直至昭和17年若草伽藍(法隆寺前身)的發掘,再建論遂成定說。在這一論爭中,關野貞所提出的根據營造尺的性質判定建築年代的尺度論,匯入了建築考古學研究上的乙個新的科學方法,並在其後日本建築史的研究上,得到廣泛的運用。

從中亦可以看出,其時日本學界的研究頗具朝氣和探索精神,學術論爭氣氛濃厚,同時懷疑文獻記載、好作翻案文章,或可說是當時研究上的乙個特點。

法隆寺建築研究的著作和**甚多,角度不同,論述的側重點亦各異。如有淺野清的《法隆寺建築綜觀》(昭和28年,便利堂),太田博太郎的《法隆寺建築》(昭和18年,彰國社),竹島卓一的《從建築技法看法隆寺金堂的諸問題》(昭和50年,**公論美術出版社),以及村田治朗的《法隆寺建築樣式論考》(**美術出版)、《法隆寺建築史》(昭和24年,每日新聞社)和《法隆寺建築文獻目錄》(昭和30年,彰國社)等等。其中作為基礎史料,以淺野清的通過遺構修理所作的考古實證性研究最為重要。

村野治郎的《樣式論考》,則追溯了其樣式的源流關係,類似的**還有濱田耕作的《法隆寺建築樣式論考》(譯文載《營造學社彙刊》)。法隆寺建築是研究早期木構建築的至寶。

關於飛鳥時代建築研究的另乙個重要方面是戰後寺院遺址的發掘頗盛,通過遺址發掘的考古研究,獲得了一批珍貴可靠的實證材料,並出版有相應的發掘調查報告,如《飛鳥寺發掘調查報告》、《四天王寺的發掘調查》等。

關於這一時期建築的研究,無論是對遺構《法隆寺建築》的研究,還是遺構(法隆寺建築)的研究、還是遺址發掘或文獻分析,均極具意義和價值。日本的古典建築正是從這裡開始起步。從中國建築史研究的角度而言,亦是一珍貴的參考和借鑑。

奈良時代(645~780)是日本古典建築的**時期,這一時期佛教寺院建築尤其興盛發達,其建築奠定了日本所謂和樣建築體系的基礎,並且這一時期的寺院木構建築擁有相當數量留存至今,甚為珍貴。故關於奈良時代寺院建築的研究,成為日本古代建築研究的主要內容。更進一步地說,整個日本建築史的研究,就基本上是以佛教寺院為中心而展開的。

在建築史研究上,中日一樣,皆較注重早期及盛期建築的價值及其研究,從而使之成為最先開拓和最引人注目的研究領域。在這一領域上集中了日本建築史研究的前輩和優秀學者,相應地成果亦最豐。如淺野清的《奈良時代的研究》(昭和44年,**公論美術出版),主要是關於奈良時代建築的考古復原研究;大岡實的《南都七大寺的研究》(**公論美術出版),則偏重於奈良時代伽藍配置的研究。

還有太田博太郎的《南都七大寺的歷史與年表》。所謂南都即奈良,七大寺指的是當時奈良的七個著名大寺:東大寺、西大寺、藥師寺、元興寺、興福寺、大安寺及唐招提寺,是奈良時代寺院建築研究的重點。

此外亦有就單個寺院所作的研究專論,如足立康的《藥師寺伽藍的研究》(昭和12年,日本古文化研究所),福山敏男的《奈良朝的東大寺》、《藥師寺》;石田茂作的《東大寺與國分寺》(昭和34年,至文堂),以及諸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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