陽名強（新疆師範大學文學院，新疆烏魯木齊 830054）
摘要：向來治文字學者必治《說文》，而治《說文》者，則離不開對《段注》的研究。《段注》作為中國語言文學史上的一部巨著，後人對它的研究幾與《說文》分庭抗禮。
而其中對《段注》一書進行總的述論是其研究的首要任務，也是完成對《段注》研究的一基礎性工作。
關鍵詞：《說文解字注》；校勘；闡明；貫通；繫聯；推闡
中圖分類號：h028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673-2596（2011）08-0192-04
清代「說文學」成就大者有4家：段玉裁《說文解字注》、王筠《說文釋例》、《說文句讀》、桂馥《說文義證》、朱駿聲《說文通訓定聲》。四大家之中，王筠《說文釋例》、《說文句讀》重於形，桂馥《說文義證》偏於義，朱駿聲《說文通訓定聲》惻重於聲，其中尤以段玉裁的《說文解字注》成就最大（以下稱《段注》）。
《段注》形、音、義三者並重，以文字學而兼音韻、訓詁之學。它不僅堪稱「說文學」之經典，亦可稱為音韻學、訓詁學之要著，是中國語言學史上的一部巨著。
《段注》凡30卷。據段玉裁之所以注《說文》，他在「庶有達者理而董之」下自述，是因為「向來治《說文解字》者多不能通其條貫，考其文理，不得許氏要領。」[1]為了註解《說文》，段玉裁於乾隆四十一年開始編撰長篇《說文解字讀》（540卷），至乾隆五十九年告成，歷時19載。
段氏繼而以《說文解字讀》為基礎，加工精煉，又歷時13載，於嘉慶十二終於完成偉大之作《說文解字注》。
《段注》代表乾嘉學派漢語言文字學研究的最高成就，其書一問世，在學術界很快贏得崇高聲譽，被公認為解釋《說文》的權威性著作。王念孫《段注·王序》雲：「吾友段氏若膺，於古音之條理，察之精、剖之密。
嘗為《六書音均表》，立十七部以綜核之。因是為《說文注》，形聲讀若一以十七部之遠近分合求之，而聲音之道大明。於許氏之說，正義、借義，知其典要，觀其會通，而引經與經本異者，不以本字廢借字，不以借字易本字，揆諸經義，例以本書，若合符節，而訓詁之道大明。
訓詁聲音明而小學明，小學明而經學明，蓋千七百年無此作矣。」[2]以上單從王氏對段書的評價，可知《段注》在當今學術界的影響和價值是非常巨大的。
一、進一步校勘《說文》，恢復《說文》的本來面目
《說文》傳世後，屢經改易，特別是唐代李陽冰竄改，頗失其真，後雖經二徐等人整理校訂，許氏原書亦不復原貌。段氏運用考據學、校勘學的方法，對《說文》作了大量增刪改訂，其中多有發明，有其獨特的見解，這是段氏注《說文》的主要成就，同時也是評定段氏對《說文》功過的關鍵。據余行達《說文段注研究》一書統計，《段注》中總共「改篆九十文，増篆二十四文，刪篆二十一文」[3]。
周祖謨《問學集》中《論段氏說文解字注》一文統計段氏對《說文》的校訂為「改篆文九十二，刪篆文十九，増篆二十二」[4]。蔣冀騁在《說文段注》改篆簡論》一文中統計段氏對《說文》的校訂為「改篆一百一十八，增篆二十四，刪篆二十一」[5]。如今傳大徐本《說文》「上」字作「丄」，段注：
「古文作二，故帝下、旁下、示下皆雲丄，各本誤以為丄為古文，則不得不改篆文之上為上，而用上為部首，使下文從二之字皆無所統，示次於二之恉亦晦矣。今正丄為
二、上為丄，觀者勿疑怪可也。」[6]此為段氏改篆之例。把古文「丄」改作「二」，所列古文形體正與甲骨文、金文寫法暗合。
刪篆上，如今傳二徐本「榣」篆下有「樛、朻」二篆，《說文》：「榣，樹動也，從木聲。朻，高木下曲也，從木丩，丩亦聲。
」在「朻」下段注云：「此《韻會》所據小徐本也。今二徐本皆分『樛』『朻』為二篆，『樛』訓『下曲』，『朻』訓『高木』，乃張次立以鉉改鍇而然，《爾雅》作『朻』，《毛傳》曰：
『木下曲曰樛。』下曲即下句也。『樛』即『朻』也，一字而形聲不同。
許則從丩聲者，容許《毛詩》當日亦作『朻』也。《玉篇》分引《詩》、《爾雅》，而雲二同，甚為明皙。丩者，相糾繚也。
凡高木下句，垂枝必相糾繚，故曰從木、丩，丩亦聲。」段刪「樛」篆，改「朻」篆之訓為「高木下曲也。從木、丩，丩亦聲。
」[7]增篆上，如二徐本均無「第」篆，段則於竹部最末補入「第」篆，訓為：「次也。從竹弟。
」注云：「此見《毛詩正義》卷一之一引《說文》，其在第部抑竹部今不可知，要孔沖遠所據有此篆無疑。俗省弟作第耳。
」[8]
另外段書在改補《說文》說解上，段氏亦作了大量的工作。如今大徐本有雲「唬，啼聲也。」段注：
「鍇本不誤，鉉本改為『啼聲』，誤甚。自『吠』篆以下，皆言鳥獸矣。《通俗文》曰：
『虎聲謂之哮。』唬當讀呼去聲，亦讀如罅字。從虎口，虎亦聲。
」[9]《說文·矢部》：「短，有所長短，以矢為正，從矢豆聲。」[10]段注：
「有所長短，以矢為正，從矢。按此上當補『不長也』三字乃合。『有所長短，以矢為正』說『從矢』之意也。
」[11]等等。
段注對篆文的改易歷來被人所垢病，於是段氏被戴上了「魯莽」的帽子，徐承慶甚至斥之為「破壞形體」。段氏之病在於有時自信過度，流於武斷。說他「武斷」，可能是段氏好談本字本義而改動說解而引起的。
如許慎析「末」字為「從木，一在其上」，段氏改篆文作「從木從丄」。然按六書分析，我們知「末」為指事字，不是會意字，此段氏之改未免武斷。段氏由於未曾見甲文、金文等古老文字，故在刊正篆文上就有時失之魯莽。
但一一審之，除了那些由於受時代學術水平的侷限而造成的失誤外，其他大多是精準的。他沒有見過甲文、金文，但有些校訂竟與古文本暗合，這不能不令人嘆服。可以說段氏之功大於過，其成就是主要的。
二、闡明《說文》義例
前人編撰字書，未能像今人那樣說明字書義例，以便使用者循其義例去查考有關內容。而許慎著《說文》，書中暗含許多義例，然許氏對自己所著之書沒有做過細緻說明，書中只是簡略地說到其體例。如《說文·前敘》曰：
「今敘篆文，合以古籀。」[12]《說文·後敘》曰：「其建首也，立一為耑，方以類聚，物以群分，同條牽屬，共理相貫，雜而不越，據形繫聯，引而申之，以究萬原，畢終於亥。
」[13]正因為許慎說的很簡括，後來學者在這方面多有發現，其中尤以段氏對《說文》中的義例，融會貫通，詳於注中而多有發明。如《段注》「欲」下曰：「《說文》經後人妄竄，蓋不可數計，獨其義例精密，迄今將兩千年，猶可推尋，以複其舊。
」[14]段氏闡明《說文》義例，為王筠所推重。王筠《說文句讀·序》曰：「苟非段玉裁力闢榛蕪，與許君一相心印，天下安知所謂《說文》哉！
」誠如段書「一」部末：「凡部之先後，以形之相近為次。凡每部中字之先後，以義之相引為次。
《顏氏家訓》所謂「隱括有條例」也。「上」部「上」：「凡《說文》一書，以小篆為質，必先舉小篆，後言古文作某。
此獨先舉古文，後言古文作某，變例也。以其屬皆從古文上，不從小篆上，故出變例而別白言之。」[15]《說文釋例·自序》曰：
「段書體大思精，所為通例，前人所未知。」[16]前人說解《說文》，多是從六書而論，而對隱含於全書之例極少涉獵，因而未能很好理解許書大例。段氏亦雲：
「自有說文以來，世世不廢，而不融會其全書者，僅同耳食，強為註解者，往往眯目而道白黑。」[17]段氏之發明義例，也影響到近代的學者。如胡樸安《中國文字學史》曰：
「段氏之註，於許書條例多所發明。讀段書者玩索求之，其例自見，至有益於文字學。惟其散見於全書內，讀者每忽略。
」[18]
通觀段書，段氏對《說文》義例的闡發是先從部首開始的，再依次發明其它。正如段氏在「一部末」下所說「凡部之先後，以形之相近為次。」先通過形旁的關係來進行部首排列，然後在形旁相近的基礎上，對每部中字的排列則依「以義之相引為次」，通過意義的關係來進行排列。
同時在說解方式上，段氏於「一」部下曾云：凡篆一字，先訓其義，次釋其形，再次釋其音，合三者以完成一篆。
三、以《說文》貫通群書，據群書訓詁解釋許說
許慎博學多聞，他寫《說文》就貫通了群書，尤其是經部方面的書，常常引用來說明文字的形體、意義、讀音。如許慎《說文·敘》曰：「蓋文字者，經藝之本，王政之始，前人所以垂後，後人所以識古，故曰本立而道生。
」[19]作為古文學派經學大師的許慎講解文字是非常重視經學的貫通，這固然是受當時小學依附於經學地位的影響。許書訓釋大都根據經籍訓詁而來，要疏證許說，必須對古書有根柢。誠如《說文敘·段注》中「猶復深惟五經之妙」下所云：
「六經者，古古相傳之說也。」[20]「六藝群書之詁」下雲：「六藝足以攝群書，必兼言群書者，容有不見六藝而見群書者也。
」[21]章太炎《國故論衡·小學說略》雲：「段氏為《說文注》，與桂馥、王筠並列，量其殊勝，固非二家所逮。何者？
凡治小學，非專辨章形體，要於推尋故言，得其經脈，不明音韻，不知一字數義所由生。此段氏獨以為桀。」[22]以上可知，段氏注《說文》所引用的材料極為廣泛，採用的方法是授引經傳子史，融會貫通全書，以許解許，以字考經，以經考字的雙重手段來貫通全書。
段書的貢獻除了貫通群書，還以《說文》校釋群書。如余行達先生曰：「學術界只知王念孫《讀書雜誌》、盧文弨《群書拾補》等的嘉惠士林，其實段書所校釋的群書，比王、盧的範圍更廣泛，又得到學術界的普遍採用。
如段書在『潧』篆下說陸德明《釋文·詩·鄭風》『泛』是『汍』之誤字，阮元《釋文校勘記》、盧文弨《釋文考正》、陳奐《詩毛傳疏》、胡承珙《毛詩後箋》、馬瑞辰《毛詩傳箋通釋》、馮登府《三家詩異文疏證》、李富孫《詩經異文釋》、陳喬縱《魯詩遺說考》及《詩經四家異文考》、法偉堂《釋文校語錄》、本師趙少鹹《經典詩文集說附箋》等，並採用無異辭。」[23]余氏所言極是，段書中對群書的校釋較多，詳於注中。如段氏於「誶」下注雲：
「今《國語》《毛詩》《爾雅》及他書『誶』皆訛『訊』，皆由轉寫形近而誤。」[24]「楫」下注雲：「各本作舟摧也。
許無擢字。《手部》曰：『摧，引也。
』揖所以引舟而行，故亦謂之擢。毛《衛風》傳曰：『揖，所以擢舟也。
』此許所本，今據以正。今《毛詩》擢訛櫂，淺人所改也。《方言》曰：
『揖謂之撓，或謂之櫂』，櫂亦擢之訛也。」[25]等等。
四、以音韻為骨幹，繫聯文字之形、音、義
《說文》是很古的一部字書，其中保留了很多古字、古音、故義。但《說文》是形書，段氏為許書作注，並不只著眼於形，就字論字，而力求用語言學的觀點分析文字的形、音、義。他認為文字的形、音、義三方面是相互關聯的，要研究《說文》，必三者互求，以音韻為骨幹進行訓詁。
段玉裁《廣雅疏證·段序》曰：「小學有形、有音、有義，三者互相求，舉一可得其二；有古形，有今形，有古音，有今音，有古義，有今義，六者互相求，舉一可得其五。……今聖人之制字，有義而後有音，有音而後有形。
學者之考字，因形以得其音，因音以得其義，治經莫重於得義，得義莫切於得音。」[26]如《段注》「鏓」下曰：「囪者多孔，蔥者空中，聰者耳順，義皆相類。
凡字之義必得諸字之聲者如此。」[27]如《說文》「衣」部下「一曰盛服」《段注》「盛服」下注曰：「 ，本訓稠發，凡聲字多為濃重。
」[28]書中這種闡發聲義關係的例字是很多的，在此不一一枚舉。
綜觀段書，段氏作注並非簡單地就形論字，而是運用語言學的系統觀、歷史觀，互求文字之形、音、義。他繼承和發揚了戴震因聲求義的方法，將訓詁建立在音韻的基礎之上，將宋人發明的「右文說」推向了乙個嶄新的高度。
五、推闡發明《說文》義訓
古書所用的字互有不同，或字同而義異，或字異而義同。與《說文》比較，又有同有異。段氏認為《說文》所作為本字本義，而古書則有假借，義有引申，所以與《說文》不同，要了解古書的文字訓詁，必須了解《說文》。
此為段氏之誤，其實《說文》說解除用本字外，有古字、古今通用字，又有不少異體字。關於段氏對《說文》中兩字並釋和一字一訓的往往用同義詞或反義詞給出義訓。如《段注》「差」下曰：
「左不相值也者，左之而不相當則差矣，今俗語所謂左也。」[29]從訓釋中可以看出，「左」與「差」同義，「值」與「左」反義。同時《說文》釋義是專釋本義，段氏則兼顧發明引申義、假借義區別本義。
《段注》「經」下曰：「蓋非用其字之本義，即用其字之引申之義。」[30]又「鎬」下雲：
「武王都，在長安西上林苑中，字亦如此。」《段注》曰：「此於例不當載而特詳之者，說假借之例也。
土部堋下引《春秋傳》矣，而又曰《虞書》『堋淫』於家亦如是，謂《書》『堋淫』亦如此作也。武王都鎬本無正字，偶用鎬字為之耳。一本有其字之假借，一本無其字之假借也。
鎬京或書鄗乃淺人所為，不知漢常山有鄗縣。」[31]江沅《段注·後序》雲：「沅謂世之名許氏之學者多矣，究其所得，未有過於先生者也。
許氏著書之例以及所以作書之旨，皆詳於先生所作注中，……許書之要，在明文本之本義而已。先生發明許書之要，在善推許書每字之本義者也。本義明而後余義明，引申之義亦明，假借之義亦明。
形以經之，聲以緯之。凡引古以證者，於本義，于余義，於引申，於假借，於形，於聲，各指所之，罔不就理。菿、諡畢見。
形、聲、義三者皆得其雜而不越之故焉。懸是書以為旳，而許氏著書之心以明，經史百家之文字亦無不由此以明。」[32]